[14]但是，法律过程学派对于社会运动的宪法角色并不认同，因而在历史叙述中有意无意地压制社会运动的意义。

风险区别于危险，就在于风险缘起于社会自身，而非自然。以肉为例，其农场到屠宰场均由农林水产省负责，生产现场也是由同一个部门担当。

1973年制定了《航空事故调查委员会设置法》，并于次年设立了该委员会，作为运输省的附属机关。在条件成熟时，应按照分离原则，将制定食品安全标准权限划给食药总局。五、结语：组织构造之于风险行政的法律意义 为获取风险规制的正当性，在风险行政组织的构成、人员、运作方式等方面均应对传统行政组织作出一定变革，以适应风险规制的特殊要求。[44]2011年5月，根据日本参议院在通过消费者厅相关法案时的附带决议要求，事故调查机关应有状态研究会提交总结报告指出，要想让事故调查获得社会信赖，应确保事故调查机关和制度具有独立性、公正性、包罗性和专门性。一方面，国家要保护私人免遭企业风险的侵害，保障其生命财产的安全。

在现代模式中，风险管理手段可区分为以纯粹科学作业为前提的风险评估和含有社会经济的价值判断要素的风险管理。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分离模式在20世纪末席卷全球的疯牛病事件后得到较多采用。制宪者为了抵御派系而限制黑人和妇女公民权的做法，遭到对立阵营从民主角度的严厉抨击，这威胁到了美国政制的民主合法性。

随着全国性政党的出现和成熟，国会成为了政党争权的舞台，共和主义的公议理想难觅踪影。多元主义还有一个附带的作用：多元主义把价值选择视作讨价还价的结果，否定了公益的客观性，间接地否定了任何机构对于公益解释权的垄断，包括最高法院对于宪法解释的垄断。那么，是否存在例外情形，让社会运动超越派系，成为我们人民的代言人？如果存在，则社会运动的主张就是公益之所在，法院释宪时理应顺从。他们深受早逝的罗伯特•卡沃教授的影响。

他们一方面重建历史，证明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等对宪法的影响。而联邦最高法院在传统上多是以法律机构的面目出现，较少考虑、更不善于维护宪法的政治权威，遑论在法律和政治之间维持平衡。

社会运动是政治的一种，史观之争实际上反映了对于法律与政治的关系、对于法律发展动力的不同看法。可资参考的主流定义如下：社会运动是指制造诉求的持续运动，这种运动通过反复表现来张扬诉求，并且立足于支撑这些行动的组织、网络、传统和团结。法院支持少数派并无不可，主流派对谈判结果不满也无不可，关键在于谈判机制的存续，这是宪法成为跨世代对话的前提。在言论自由方面，保守力量退守若干飞地，力图保持在某些敏感议题上的话语统治。

所以，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吸纳社会运动的影响，既可能完善多元主义民主，又可能破坏这种民主。19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正炽，运动领袖小马丁•路德•金和支持者、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等相继中枪罹难，促使自由派为了维护民权而主张控枪。[38]秉持公心的公民通过公议来发现并实现公益，是古典共和主义的国家理想，也萦绕在美国制宪者的心头。第二阶段可称作大众动员阶段。

[8]最典型的是[美]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普通法》，冉昊、姚中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该案涉及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解释问题。

为了维系对话，美国宪法既解决当下争议，又保持今后重启争议的可能。诚然，法官与宪法文化关系密切，甚至浸淫其中，这给社会运动提供了许多影响法官的机会。

根据新理论，国会内的派斗并非无益。[68]关于回应型法律改革及上述案例，详见Tian Yan, China s Responsive Legal Reform: The Case of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Law,J.S. 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2014。为防止派系滋生，必须维持公民的均质性，因为经济差距会让人们对私利更敏感。See Bruce A.Ackerman, We the，People, Volume 3：The Civil Rights Revoluti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23-26. [54]Jack M. Balkin＆Sanford Levinson, Understanding the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87 Va. L. Rei．1045 （2001）． [55]See Robert Post＆Reva Siegel, Questioning Justice: Law and Politics in Judicial Confirmation Hearings，115 Yale L. J. Pocket Part 38（2006）. [56]大法官的任命与立场之间联系的高度不确定性，参见［美]杰弗里•图宾：《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何帆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70]宪法学用来描述、概括社会运动的理论工具一直不多。身处法律与政治之间，宪法理所当然成为各种史观交锋的前线。

他认为，最高法院受到了（包括社会运动在内的）政治的诱惑，而他正是因为抵制这种诱惑而遭否决的。同一时期，美国社会的保守派为了打击枪支犯罪，也支持控枪。

为了维护多元主义民主，必须给社会运动，特别是分散而孤立的少数群体的社会运动留出影响司法释宪的通道。事实果真如此吗？ 自由派宪法学家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45]Cass R. Sunstein, Interest Group in American Public Law，38 Stan. L. Rev. 29，32-35（1985）． [46]关于第四脚注的基本情况，参见Bruce A. Ackerman, Beyond Carolene Products , 98 Harv. L. Rev. 713 （1985）。鲍克本人将听证之争形容为血腥的十字路口（ bloody crossroads）。

[56]这都令通过任命程序传导社会运动诉求的机制出现失灵。然而，社会运动凸显了宪法政治权威与法律权威的冲突。[3][美]戴维•斯特劳斯：《活的宪法》，毕洪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另一些学者则主张复兴共和主义，重建宪法政治权威的来源，从而消解法律权威与政治权威之间的张力。

典型的案例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为反对就业歧视，主张宪法劳动权和平等权。[62]William N. Eskridge, Jr，Pluralism and Distrust: How Courts Can Support Democracy by Lowering the Stakes of Politics，114 Yale L. J.1279, 1294 （2005）． [63]1980年代以来的共和主义复兴（republican revival）是一个横跨公法学、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智识现象。

在法律正当程序方面，他们将诉求的重点放在程序上（procedural due process），要求国家非经正当程序不得剥夺弱势群体的自由和财产。而为了证明判决是出自公心，法官必须回应各个对象，并论证判决的正当性。

它与宪法文化理论一道，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社会运动作用于宪法变迁的内在规律，证立了社会运动的宪法地位，从而初步解决了实然之争：社会运动确实引起了宪法变迁。这就为社会运动伸张公民对宪法的解释权提供了可能。

比如，政治科学家基思•惠廷顿就观察到：行宪并不局限于法院的宪法解释（constitutionalinterpretation），而且包含着法院以外的宪法建构（co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他们认为，法律过程学派和原旨主义都对社会运动的宪法地位存有先入之见，以致在历史叙述中不够客观，贬低了社会运动在宪法变迁中的实际作用。冷战之际，美国学者为了应对国家政制的民主危机，提出多元主义理论，使社会运动服务于民主，开始接纳其对司法释宪的影响。[12] 法律形式主义的鸵鸟战术显然不能持久。

不过，他的对策并非让法官倾听社会运动，而是让法官将裁判范围缩到最小（minimalism），回避而非解决由理性的有限性、包括对意外的消极后果的无知所带来的成本。而法院不仅很少发挥守护公益的职能，而且在诸如洛克纳案[43]中公然站到特定利益群体（资本家）一边，蜕变为派系斗争的工具。

从共和主义的角度来说，保障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平等就业权并不损害其他群体的利益，实属社会总福利的净增加，所以该群体的利益与公益相重合，应当予以保护。[23] 斯卡利亚观点的基础是对宪法原旨的尊崇，自由派学者的反击就从这一点着眼。

的确，主张复兴共和主义的学者[63]致力于和多元主义划清界限。然而，只有小国寡民才能做到这些，而制宪的联邦党人坚定地希望将美国建设成广土众民的大国。